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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教育體系的金字塔尖，如果研究生的招生制度，都惹得教授憤然不滿，則整個教育制度存在的問題，就已經不是幾個教授如何招幾個研究生那么簡單。其實無論是招不到還是不肯招，都是源于同一個原因，即在教授看來，現有的研究生考試方法和招生制度，無法遴選出他們中意的人才，而現有競比方式下的勝出者，又難入他們的法眼。他們一較真，就采取了決然的動作，而不那么較真的，則會以現實的態度選擇“次優”，接受現有考試方式下的勝出者。而另外一些人則索性針對制度的軟處善加利用，以手中握有的權力，謀取不正當的利益——那個跌入緋聞的教授，就是這樣的角色。
改變這種弊端的方案一直都是有的，就是在一些基本制度的保障下，給予教授更多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實現教授的自主招生。但這是一個令無數人聞之色變的主意：在目前這么嚴密而剛性的制度下，尚有教授以權謀私，讓他們自主招生，豈不會演變為公然地出賣學位？然而其實未必。無論是賦予教授“自由裁量權”或實現教授的自主招生，教授都依然受到由“硬”到“軟”的多重約束。首先是法律或校規層面的“硬約束”：權-錢交易或權-色交易者，一經發現，必予開除，并交法律制裁。如果再參照“污點證人”的做法，行賄學生檢舉受賄教授，教授必受彈劾而學生可以保留學籍，則教授必會見賄(無論錢還是色)心驚。而解決了這兩個重頭，其他的則可以以較“軟”的約束實現：如果有教授樂于賣弄人情，以致連年沒有出色的學生，則減少招生名額、暫停招生資格、延緩獲得終身教職的資格，都可以成為約束或懲罰的措施。在更軟的層面，還有學術聲譽的約束，沒有哪個在意自己學術地位、學術聲譽的教授，敢不認真招生、認真教學。而在一個健康的教育環境中，沒有幾個教授敢不在意自己的學術聲譽。
總之，當教授必須對自己的學生獨立地負起從招生到畢業的全部責任，而這種責任又與其自身利益和自我期許切實相關時，他認真遴選優秀人才的動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將大過以權徇私的沖動。一個教授如此，一個賦有獨立使命和自主權利的大學亦如此。因此，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先生接受記者訪談的主旨，是高校的使命和權利，而記者的點題卻是“不給學校推脫責任的借口”，也是恰中要旨。而當全國所有或至少大部分高校均在無可推脫的情況下，承擔起選拔優秀人才、培養優秀人才的責任和使命時，也就在更本質的意義上，實現了使優秀人才得以脫穎而出的社會公平。
遺憾的是，目前我國教育制度不但沒有沿著上述方向演變，且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對以考試分數為唯一尺度的“公平”目標的無限追求，導致考試方法、招生制度都日趨標準化、機械化、量化、僵化，幾無任何回旋的余地，并由本科招生逐漸向上延伸，形成了環環相扣的完整僵化體制。這個制度是如此的嚴整甚至神圣，仿佛任何環節的松動都可能導致整個體系的崩塌，以致任何加以改革的動議都會招致最激烈的批評和最憤怒的質疑，甚至引發恐慌。于是盡管對這一制度的質疑和批評不斷，卻依然沒有任何松動的跡象，甚至反而有更加僵化和嚴密的傾向。
隨著中國的日漸強大，我們愈發感念改革開放的偉大。其最偉大之處，則在于主導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在當時日漸僵化而又凋敝的計劃經濟制度下，誰敢設想讓企業不受管制地各謀其利，中國的經濟會面臨怎樣的混亂和災難？然而20多年過去，各行其是、各謀其利的市場經濟改革，讓中國人充滿從未有過的驕傲和自豪。比起一國經濟制度的徹底轉型而言，教育制度變革的自身難度及對社會的影響，其實還是等而下之。而教育制度改革的迫切，已經到了改革開放前的那種臨界時刻，需要改革者拿出抉擇的勇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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