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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過七十古來稀。張俐娜最耀眼的時刻，卻在古稀之年，姍姍來遲。

 

去年3月29日，憑借首創的一種低溫水溶劑“秘方”，張俐娜獲得美國化學會安塞姆佩恩獎，成為半個世紀以來獲得該獎項的第一位中國人，她時年71歲；8個月后，她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是武漢大學校史上唯一的一位女院士。

 

“成為院士后，覺得擔子更重、也沒有以前自由了”，昨日（12月12日），出差在外的張俐娜接受了記者專訪：“最不喜歡別人叫我‘張院士’，還是‘張老師’更中聽。”

 

 

記者：您還記得第一次去工廠做實驗的情景么？

 

張俐娜：當然，那是最艱苦的經歷。大概是1986年，洛陽一家塑料廠找上我，想做新型可降解塑料薄膜的工業化。那時，我自己沒有錢做實驗，如果沒有工廠來找，根本就沒法做中試，所以很快答應了。但去了才發現，那是非常小的一間工廠。每天，我都要擠公交車去上班，有一次把肋骨撞了，疼了1個月；廠里經常停電，我就和學生點著蠟燭，調配試劑。條件差，試劑配得不好，我精神壓力非常大。這家工廠為了做試驗，大概投資了30萬元。我花了人家的錢，一定得把東西做出來呀！這期間，我父親去世了，我都沒有回家。

 

記者：您在這家工廠干了多久？

 

張俐娜：大概有兩年時間。膜做出來了，功效也不錯，但我當時還在用酮氨法，成本高，這個工廠也沒錢繼續投入了；好在又有一家孝感的軍工企業請我去做實驗，條件改善不少；再往后，我開發了新溶劑，在湖北化纖、江蘇海安、唐山三友陸續做實驗。

 

記者：26年您輾轉5家工廠，為什么這么辛苦地堅持要做工業化？

 

張俐娜：我覺得，所有研究都要考慮應用前景。我不想做沒有用的事情，不然對不起這一輩子人生。我知道自己搞不了工程，但至少可以提供技術。

 

還有一件事觸動我。在日本回國后不久，我接待了一位日本學者。他說：“日本的粘膠纖維工廠都關閉后，還以為舊設備都賣給韓國了，原來都賣給中國了”。我聽了，心里非常難過。就因為中國太窮、技術不發達，還要做這種對環境污染很大的產業。所以，我就下決心，要通過技術研發，改善這種工藝。

 

 

記者：現在很多大學老師熱衷寫文章、搞理論，但能轉化為產業的并不多見吧？

 

張俐娜：不是老師不想做產業，而是導向機制有問題。寫文章可以評職稱、拿經費，大家當然都急功近利去寫文章了；做應用既艱難，又難以獲得經費，老師怎么去做？如果沒有企業主動找我，我也得去寫文章去了。

 

記者：在武漢的層面，怎么才能較好改變這種局面？

 

張俐娜：據我所知，江蘇省政府每年的科研資金，是湖北的8-10倍。現階段，中國的大多數企業，還沒有形成自己搞研發的習慣和機制。特別是國有企業，領導干幾年就換了，而搞研發，需要長時間的投入。

 

所以，目前，還得靠政府來引導、扶持產學研轉化。一是提高資金投入，二是科研經費的分配應該充分考量研究的產業化前景，并向產業化傾斜。而不是誰會跑關系，誰就能拿到經費；也不能為了誰都不得罪，就像“切蛋糕”一樣平均分。

 

武漢是老工業基地，工業底子很好。現在，政府又推“工業倍增”。應該多投入資金，支持企業技術改造，促進新技術的工業化。

 

記者：對于武漢做工業化實驗的企業，您有什么建議？

 

張俐娜：唐山三友化纖的經驗值得借鑒。他們一步步穩扎穩打，先把新技術的每一個指標，都提高到產業化的指標，比如溶解度開始、纖維拉伸、回收率等，再著手建立生產線。這樣看似進展慢，但不需要返工，走的是“直線”。

 

今年，武漢大安制藥廠、湖北炎帝公司也與我簽了協議，都想把“香菇提煉三螺旋多糖技術”工業化。我考察過了，這兩家企業都有科研實力又有經濟實力。方法得當、穩扎穩打，還是很有希望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