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換課題？
對于普通院校教育工作者而言，國家級課題似乎遙不可及，但如果成為中國教科院的合作單位，就不算難事了。
從2008年起，中央教科所(2011年更名為中國教科院)與杭州下城區、成都青羊區、大連金州新區、深圳南山區、寧波鄞州區、重慶九龍坡區等 6個地區簽訂合作協議，成立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每個區的區政府每年向教科院支付200萬科研經費，以及50萬專家組活動經費。中央教科所則派出博士后或剛畢業入職工作的博士作為專家組成員，前往實驗區開展科研項目并指導當地教育工作。
一位看過合作協議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協議條款中明確規定：院方幫助實驗區申報一項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記者查閱2008年至2012年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立項名單，上述6區的確都獲得了至少一項國家級課題，每項國家級課題經費8萬到12萬不等。
袁振國對此回應稱，實驗區是通過正當途徑申請到的課題，他們都有著良好的教育積淀，拿到課題也屬正常，“在我們幫助下，實驗區教育水平提高，他們申請到課題也是實驗區成功的體現。”
以杭州市下城區為例，在該區與中央教科所簽訂協議的當年，下城區教育局和下城區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分別獲得一項國家級一般課題和一項教育部青年課題，分別是：《以教育生態理論促進區域教育現代化的實踐研究》，和《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德育資源開發與利用研究》。前一項課題由教育局黨委書記、局長主持。據該局官網資料，這項研究在當年全國8000余項申報課題中脫穎而出，成為68項國家級立項課題中唯一一個由縣區級教育行政單位申報的課題，“這標志著我區教育生態理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下城區教育局在次年下發的“下教研發(2009)2號”文件中專門提到：要加強與中央教科所、浙江大學等單位密切合作，整合資源，確保各類課題順利推進。這一年，下城區再獲兩項國家級課題。
據該局公開信息，2012年4月，這個課題的結題鑒定會在下城區行政中心舉行，全規辦主任袁振國、副主任劉貴華等組成鑒定組對該課題進行了評議與鑒定，袁振國還在會上代表專家鑒定組親自宣讀了鑒定意見，順利結題。
另一項合作也頗受業內質疑。2009年，杭州師范大學與中央教科所簽訂了《國際教師學習與發展研究》協議，項目為期兩年半，由杭州師范大學提供200萬元的科研經費。
自此之后，杭州師范大學迎來了國家級課題豐收季。2009年一年，杭州師范大學就獲得了5個課題，其中1個國家級一般課題，其余均為教育部重點課題。根據全規辦公布的2006-2012年立項信息，這是杭州師范大學第一次獲得國家級課題。
據記者統計，自2009年簽訂合作協議至今，杭州師范大學共獲得6個國家級課題，8個教育部課題。值得一提的是，國家級重點課題每年僅10項左右，絕大部分獲得者來自211名校，而杭州師范大學不在此列，卻分別于2010年和2012年各獲得一次國家級重點課題，分別是《農村教師發展狀況和保障機制研究》和《高中階段的教育發展戰略研究》。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杭州師范大學每年會請中國教科院《國際教師學習與發展研究》課題組的成員赴杭州一至兩次參加活動，并向袁振國請教申請如何國家級課題，袁也會給予建議。
一位業內專家分析，200萬元的合作項目，比較幾十萬元的國家課題，若涉嫌交換，看起來是虧本生意，但對于一所高校來說，國家級課題帶來的更多是無形財富，包括個人晉升，學位點申請等評定在內，都需要曾承擔過國家級課題這項硬指標，這是花錢都買不來的。
另有多位中國教科院員工向記者證實，以上諸多合作項目中的巨額科研經費和活動經費，從未以任何方式做過信息公開。
課題，讓領導先拿
獲得課題的不止合作單位。全規辦領導成為近水樓臺的受益者。袁振國和三位全規辦副主任都成功申請到了課題。如果說，他們的確具備相當的科研能力，但他們一方面是申報者，一方面又是審批者，負責審批自己申報的課題。
按照《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管理辦法》，申請人同時只能申報一個課題，以往申報通過的課題，未結題前，不能再次申報。但據公開信息，全規辦主任、中國教科院院長袁振國本人，就承擔有多項課題，并且自2006年起，就沒有結題記錄。
除了全規辦面向全國的課題外，中國教科院自行組織申報的公益金項目也頗受爭議。
按照《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央財政設立了“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簡稱公益金)，以促進科研院所持續創新能力的提升。
2007年，中央教科所獲得了首筆資金，共計380萬。該院數位員工向記者證實，2009年前后，因科研經費違規使用，財政部中止撥款，一年后才得以恢復。但袁振國的解釋是，“我們對公益金管理辦法沒有吃透。”
根據財政部《中央級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財教〔2006〕288號，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規定，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的申報，由科研院所自行組織，原則上每年一次，每人或團隊限申請一項，已獲支持尚未結題的不能申請新項目，申請者年齡在40周歲及以下。”
然而，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度，該院共有33人獲得了43項公益金集體項目的立項，包括袁振國在內的10人擁有2項及以上課題，最多的竟達到4項，按照中國教科院公布的《關于2012年度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項目申報立項的通知》，每項負責人則掌握著10萬至15萬科研經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訴記者，33名獲得項目者中，30人為院領導和中層干部，大多數年齡已經超過40歲。
袁振國對此解釋是，這是全國科研院所的通行做法，科研需要老中青三代合作，沒有40歲以上科研人員傳帶作用，課題很難開展。
依據管理辦法，課題項目和項目負責人的遴選，應當在科研院所的學術委員會評議后，按照科學民主的原則公開公平的選擇，并對結果進行公示。不過，在中國教科院2012年度公益金項目中，該院25名學術委員會成員，除5名院外人士外，共有14名學術委員會成員獲得了公益金項目。
按照規定，公益金項目課題分兩次撥付經費，項目成員集體監督使用，最后經負責人簽字報銷。但多位中國教科院人士向記者證實，在2013年5月的全院大會上，院紀委書記史習琳發布通報，有人使用假機票行程單報銷。
史習琳本人拒絕向記者證實此事，但袁振國承認確有用假的機票行程單報銷的事情發生，“但科研人員不知情，我們已經把那些機票代售點列入黑名單”。
課題申報規則到了改革關口
張君有些厭倦自己的工作，課題申報間隔年限從5年縮短到3年，再到如今的每年一次，課題越來越多，“似乎上一輪剛評完，新一輪又來了”。
課題申報頻次增加的背后是國家投入的加大，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項目經費投入從2002年的330萬元增加到2012年的3300萬元，10年增長10倍。根據全規辦公布的數據，“十一五”期間課題的經常性經費從2006年度的810萬元逐年上升到2010年度的2600萬元，課題的申報數從 2006年的6000項，激增到2010年的10000項。
看著大量未被評上課題的項目書整車地拉到垃圾場焚毀，這位從事20多年科研工作的教育工作者開始反思自己的工作，耗費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課題的意義究竟有多大？
在他看來，教育科研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上，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本身很難評價，在這種情況下，申報周期是否需要如此頻繁，經費應該用在哪里，值不值得花，是需要思考的問題。張君一直認為國家需要重視人文研究，“但現在的課題相當多是短期行為，不做一手研究，不做田野調查，多是網上查找文獻，不是所有的文科都需要投入那么多錢。”
一位曾在全規辦工作的專家也持這種觀點。他說，現在大多課題多為文獻性的，需要數據引述和分析，可數據是免費可查的，不用出差，只需案頭工作，這樣的課題經費，卻常常高達十多萬，“這錢怎么花，我都替他發愁”。
另一位參與課題申報評審的專家告訴記者，有的課題不揭露不研究問題，完全是歌功頌德，有的則做完之后集結成書，只停留在書面，沒有變成改革的實際行動，更有甚者只是為了申報而申報。“現在的最大問題其實是課題申報、評審過程不透明，應該采取行業專家的第三方監督，避免上下級的行政性監督。”
張君透露他的另一個發現：有申報者在全規辦申報后，又簡單修改下標題和內容，繼續在省里或其他社科基金申報，這就意味著同一個課題理論上可以拿到多筆經費。
“課題申報和規則設置已到了改革的關口。”他說。“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剝除課題申報附加的政績、職稱等利益因素，讓科研回歸科研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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