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培育的是一種變化的文化,甚至是無法控制的文化。是大學改變社會,而不是社會改變大學!這就是大學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來自大洋彼岸的名校哈佛,給出了大學教育的“圣經”(《中國青年報》12月19日)。中國的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與國際接軌,哈佛經驗當然值得借鑒。但也應看到,哈佛的教育理念,不是大眾化階段中國高等教育的唯一選擇。
以哈佛為代表的長青藤大學,的確體現美國且引領全球科技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這些精英大學秉承“小而精”的辦學理念,比如排列全球前十位的加州理工學院,辦學規模始終保持兩千左右學生。哈佛大學注冊學生的總量,也只是在兩萬上下浮動。但是,這些數量僅占美國高校總數百分之三的精英大學,不可能支撐起公共利益取向的高教系統,也難以完全滿足社會發展對知識創新及其人才的需求。承擔著美國高教普及的是占到六成以上的高等職業學校和社區大學。
歐洲也類似。德國“二戰”后的經濟奇跡,當歸功于數量雙倍于研究型大學的應用技術大學。這些高校的產生是大學適應社會發展尤其是普通大眾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以及職業分化之產物。現代大學已不再囿于洪堡式的“研究高深學問”和韋伯式的“學術作為一種職業”之古典大學傳統,并從社會和經濟的邊緣走向中心,突出其為社會和經濟的服務功能。反過來,社會和經濟也由此為高校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
如今,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由“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教育”的跨越。我國普通高教在學人數位居世界第一,高教毛入學率達到22%。這就意味著大學教育的精英理念,將隨之發生變化。
大眾化理論的提出者馬丁·特羅認為:“大眾和普及高等教育所依賴的質量評價標準,不能沿襲傳統的精英高等教育的標準,應持多元的評價標準”。然而,中國高教規模擴張中的趨同性卻正在迅猛升級。專科要升本科,本科力爭碩士點并強攻博士點;地方院校要在短期內完成“教學型-教學科研型-研究型大學”三級跳;單科院校由多學科直沖綜合化。如此大躍進式的發展,其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高、大、全”式的精英大學。各類世界一流大學排行榜更是強化了一個誤導性的理念:只有哈佛式的大學才是世界一流的。于是,一個日益多元的世界卻在為高等教育設置唯一標準,并因此帶來負面影響:
第一,高校定位混亂。爭創世界一流使高等教育質量競爭越來越成為科研的拼斗,為了追求卓越,高校刻意追逐課題經費,重研究輕教學,導致學術浮躁,學術造假等現象屢見不鮮。
第二,人才結構失調。2004年,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對我國40個主要工業城市進行的調查顯示,企業中技師與高級技師占全部工人比重是4%,實際需求卻高達14%。近期“國際競爭力報告”指出,我國工程教育為市場提供合格工程師的能力名列世界最后,盡管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高端技術人才培養的低水平重復,直接阻礙了中國產業的提升。
第三,學生流失慘重。985、211等精英大學計劃,人為地把高校分成三六九等,以至于高考的篩選功能變本加厲。不能跨入名牌學府便被打上失敗者的烙印,普通高校本科生就業難已是燃眉之急。學生們紛紛投奔國外高校,中國的普通高校已漸漸成為西方大學的預科。
由是觀之,已跨入大眾化階段的中國高等教育,既需要能夠改變社會的精英大學,更需要適應社會發展的普通高校。哈佛可以引領北大、清華等中國研究型高校進入全球大學貴族俱樂部,卻不是大眾化階段中國高等教育的導航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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