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學教授李俠:中國的人才政策
2009-06-26 來源:科學時報
關于人才引進的問題,各界早已議論多時了,中南大學教授李俠認為,關鍵是我們沒有制定出科學的人才鑒定標準。由此,想到了中國古代一個著名的寓言故事鄭人買履。故事的情節大家都熟悉,它的核心內容就是:那個買鞋的人“寧信度,無自信也”,結果那個可憐的鄭人沒有買到自己需要的鞋子。這個故事的隱喻意義非常有趣,我們不妨把故事里的尺子引申為今天各部門引進人才時制定的各類標準,各部門以此來衡量所要引進的人才,只有完全符合這個標準的才能被稱作人才,如果有一條不符合,就認為這個人不是所需要的人才。
縱觀國內各類人才計劃,采用的人才鑒別標準基本上都是典型的鄭人買履式的。不可否認,按照這個標準,我們確實也引進了一些人才,但是這種僵化的人才政策更多的是把很多潛在的人才過濾掉了。筆者曾與朋友戲言,這種模式引進的人才都是整齊劃一的“三寸金蓮”式的人才。看起來很美,用起來可能并不合意。而且,在這種標準主導下出現的荒謬結論是:凡是不符合三寸金蓮標準的都不是人才。比如規定要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并在國外科研機構取得正教授的任職資格、年齡在××周歲以下等,這些標準與構成人才的實質內涵有多少必然的聯系呢?難道在國內獲得博士學位就一定是不合格的,就沒有能力做出好的科研成果?國內獲得的教授資格就完全不合格?從中可以看出,國內的管理部門已經無形中默認或者宣判國內評價系統所遴選出的教授、博士等都是不合格的,這幾乎是半公開地認定國內的評價體制失敗,為了應對無序狀態,只有借助于國外現成的評價體系來甄別人才。這種做法無非是被迫承認國外的科研體制比我們的合理,進而把國外科技水平的先進完全等價于各種資格的合格而已。從這種簡單解讀中,我們或許已經發現了“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中暗含的的荒謬預設。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從國家層面開始運行的人才政策就暗含了太多的荒謬預設,那么可以很自然地聯想到下一級人才政策的理論預設將是更為嚴重的買履模式的人才政策。如目前國家層面的人才政策,有的招聘條件中就有:國外應聘者一般應擔任高水平大學助理教授及以上職位或其他相應職位;國內應聘者應擔任教授或相應職位。實際的運作情況是,目前基本變為海外學者升遷的跳板。試問,這樣的計劃對于國內人才的培養還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嗎?不客氣地說,這類計劃的實施已經無聲地宣告,國內高端人才培養體制已經被放棄,至少國內人才在高端市場已經沒有多少機會和空間。目前,各類高端人才計劃的硬件要求基本都是如此,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態勢,國內高端人才培養體系基本上處于全部淪陷的境遇,問題是這些標準與人才的實質有多大關系?
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現有如下三點:其一,我們將各種設定的看起來很嚴格的外在標準草率地等價于一個人的內在創造力——其實這種預設是很成問題的;其二,我們的人才政策過于向高端人才傾斜,這種選擇對于政績來說立竿見影,而中端人才的培養則幾乎完全被忽略,這種結構安排導致國內通向高端人才的道路被切斷,它引發的潛在后果就是人才的“擠出效應”,為了獲得承認,只有通過先出去,然后再回來,國內整體的人才結構呈現出啞鈴結構——一個合理的人才隊伍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形的,這將導致國內科技活力出現退化的現象;第三,這種人才政策模式無法回避引進的高端人才處于邊際產出遞減狀態。由于人才創造力的生命周期存在明顯的上升期、高峰期與下降期,那些取得高級職位的人才大多處于創造力由高峰向下降期轉變的階段,這個時候,他的邊際產出是下降的,此時的引進應該說是很不經濟的:引進費用高,而產出處于下降狀態,這應該是很明顯的事實。在這點上,美國人的做法恰恰與我們相反,他們每年用廉價的費用從世界各地招收大批低層次有潛質的人才,這批人才正處于創造力快速上升階段,邊際產出也在快速增加,然后,我們看到美國用很少的投入收獲了這批成果,獲得了實實在在的競爭力,以及那些被我們嚴重低估的人才價值的差額。我們則是把那些創造力處于邊際產出下降階段的符號型人才高價引進來,收獲的卻是僅僅具有符號性裝飾意義的三寸金蓮式的人才庫存。這種差異反映的是兩種人才政策對于未來的把握。我們遭遇的困境是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無法克服的。之所以相信那些僵化的標準,是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人才的實質是什么,因而,無法制定出符合人才實際的甄別標準。
晚清詩人龔自珍曾寫到:“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客觀地說,現行的人才判別標準甚至都趕不上龔自珍的眼界,這不能不說是很遺憾的事情。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將導致未來國內無高端人才可用的局面。因為,那些有潛力者在這種扭曲政策下無法獲得應有的承認,為了眾所周知的原因,甚至不惜“削足適履”也要“走出國門”,因為這是他唯一合理的選擇,用出賣創造力換取國人熱衷的符號資本,中老年時再被高調引回頤養天年,從而造就國內高端人才市場出現大面積好看的“三寸金蓮”群,可惜的是,國家的創造活力被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消耗殆盡。
鑒于以上考慮,一個合理的人才鑒別標準應該是按照人才的邊際產出來衡量,而不是那些標志過去成就的符號,根據邊際產出的變化,我們可以比較合理地鑒別出真正的人才,這個標準的優點在于,它能夠準確地把握創造力的實質,并有效地消除各種裝飾因素造成的鑒別干擾,從而為國家的未來孕育更多的活力與機會。
縱觀國內各類人才計劃,采用的人才鑒別標準基本上都是典型的鄭人買履式的。不可否認,按照這個標準,我們確實也引進了一些人才,但是這種僵化的人才政策更多的是把很多潛在的人才過濾掉了。筆者曾與朋友戲言,這種模式引進的人才都是整齊劃一的“三寸金蓮”式的人才。看起來很美,用起來可能并不合意。而且,在這種標準主導下出現的荒謬結論是:凡是不符合三寸金蓮標準的都不是人才。比如規定要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并在國外科研機構取得正教授的任職資格、年齡在××周歲以下等,這些標準與構成人才的實質內涵有多少必然的聯系呢?難道在國內獲得博士學位就一定是不合格的,就沒有能力做出好的科研成果?國內獲得的教授資格就完全不合格?從中可以看出,國內的管理部門已經無形中默認或者宣判國內評價系統所遴選出的教授、博士等都是不合格的,這幾乎是半公開地認定國內的評價體制失敗,為了應對無序狀態,只有借助于國外現成的評價體系來甄別人才。這種做法無非是被迫承認國外的科研體制比我們的合理,進而把國外科技水平的先進完全等價于各種資格的合格而已。從這種簡單解讀中,我們或許已經發現了“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中暗含的的荒謬預設。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從國家層面開始運行的人才政策就暗含了太多的荒謬預設,那么可以很自然地聯想到下一級人才政策的理論預設將是更為嚴重的買履模式的人才政策。如目前國家層面的人才政策,有的招聘條件中就有:國外應聘者一般應擔任高水平大學助理教授及以上職位或其他相應職位;國內應聘者應擔任教授或相應職位。實際的運作情況是,目前基本變為海外學者升遷的跳板。試問,這樣的計劃對于國內人才的培養還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嗎?不客氣地說,這類計劃的實施已經無聲地宣告,國內高端人才培養體制已經被放棄,至少國內人才在高端市場已經沒有多少機會和空間。目前,各類高端人才計劃的硬件要求基本都是如此,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態勢,國內高端人才培養體系基本上處于全部淪陷的境遇,問題是這些標準與人才的實質有多大關系?
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現有如下三點:其一,我們將各種設定的看起來很嚴格的外在標準草率地等價于一個人的內在創造力——其實這種預設是很成問題的;其二,我們的人才政策過于向高端人才傾斜,這種選擇對于政績來說立竿見影,而中端人才的培養則幾乎完全被忽略,這種結構安排導致國內通向高端人才的道路被切斷,它引發的潛在后果就是人才的“擠出效應”,為了獲得承認,只有通過先出去,然后再回來,國內整體的人才結構呈現出啞鈴結構——一個合理的人才隊伍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形的,這將導致國內科技活力出現退化的現象;第三,這種人才政策模式無法回避引進的高端人才處于邊際產出遞減狀態。由于人才創造力的生命周期存在明顯的上升期、高峰期與下降期,那些取得高級職位的人才大多處于創造力由高峰向下降期轉變的階段,這個時候,他的邊際產出是下降的,此時的引進應該說是很不經濟的:引進費用高,而產出處于下降狀態,這應該是很明顯的事實。在這點上,美國人的做法恰恰與我們相反,他們每年用廉價的費用從世界各地招收大批低層次有潛質的人才,這批人才正處于創造力快速上升階段,邊際產出也在快速增加,然后,我們看到美國用很少的投入收獲了這批成果,獲得了實實在在的競爭力,以及那些被我們嚴重低估的人才價值的差額。我們則是把那些創造力處于邊際產出下降階段的符號型人才高價引進來,收獲的卻是僅僅具有符號性裝飾意義的三寸金蓮式的人才庫存。這種差異反映的是兩種人才政策對于未來的把握。我們遭遇的困境是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無法克服的。之所以相信那些僵化的標準,是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人才的實質是什么,因而,無法制定出符合人才實際的甄別標準。
晚清詩人龔自珍曾寫到:“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客觀地說,現行的人才判別標準甚至都趕不上龔自珍的眼界,這不能不說是很遺憾的事情。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將導致未來國內無高端人才可用的局面。因為,那些有潛力者在這種扭曲政策下無法獲得應有的承認,為了眾所周知的原因,甚至不惜“削足適履”也要“走出國門”,因為這是他唯一合理的選擇,用出賣創造力換取國人熱衷的符號資本,中老年時再被高調引回頤養天年,從而造就國內高端人才市場出現大面積好看的“三寸金蓮”群,可惜的是,國家的創造活力被鄭人買履式的人才政策消耗殆盡。
鑒于以上考慮,一個合理的人才鑒別標準應該是按照人才的邊際產出來衡量,而不是那些標志過去成就的符號,根據邊際產出的變化,我們可以比較合理地鑒別出真正的人才,這個標準的優點在于,它能夠準確地把握創造力的實質,并有效地消除各種裝飾因素造成的鑒別干擾,從而為國家的未來孕育更多的活力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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