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建議嘗試一下大學轉制改革
2010-04-15 來源：科學時報
在擔任全國政協常委期間，我曾經兩次提出關于大學轉制的建議，這些建議得到了教育部的積極響應。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大學轉制一直沒有進入實踐。隨著時間推移，大學轉制的條件已經更加成熟，因此，再次提出這一建議。
我國是“窮國辦大教育”。窮國如何辦大教育？是由國家包辦，還是發揮國家和社會兩個積極性，形成全社會辦學的局面？很顯然，必須充分發揮民間力量，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在高教領域，如何吸引民間資本參與辦學和引入競爭機制、體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教育發展的公平與效率，把部分公立高校轉制為非公立的、股份制的或者民辦的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教育行政部門刻不容緩的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積極鼓勵和扶持社會力量辦學，民辦學校的數量不斷增長，但是，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辦學體制多元格局尚未完全形成，民辦教育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因此，深化辦學體制改革，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辦學，不僅可行，而且是迫切的需要。
從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高等教育來看，80%以上的高校是民辦學校。而且國際上許多國家的公立、國立學校都在探討通過市場機制吸引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和社會團體參與學校的經營和管理，以達到有效配置公共資源，提高教育質量的目的。
我國公辦學校目前引入市場機制方面的改革還顯得步伐緩慢、力度不夠，80%以上是公辦學校，這既占用了大量的教育經費，又不利于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
我國大學的經費投入與國際上相比差距非常大——據說北京大學與哈佛大學相比，差20倍之多。要辦世界一流大學，沒有充足的投入，就無法吸引最優秀的人才，無法辦好一流大學。單靠政府，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有如此多的投入。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辦學效率總體比較低下，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問題在高等學校中普遍存在，沒有一批民營教育機構和民營機制的競爭，沒有體制外教育的刺激和比較，公立學校很難真正地做強做大。
我認為，公立高等學校轉制的條件已經具備。大家最擔心兩個問題。一是涉及社會穩定的問題。而這些年國有企業成功地實行了轉制，與大學性質相近的眾多的科研院所也成功地進行了改革。我們不應該因噎廢食。二是關于有沒有資金進入的問題。中國民間資本的力量非常強大，僅全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的余額就達到人民幣217785.4億元。那些上市公司，尤其是創業板的上市公司，有非常充裕的資金可以進入教育領域。
當然，大學改革絕不是一賣了之，應該積極穩妥地對大學進行轉制，先試點、后推廣，從而實現我國高等教育從單一的公立高校向公立高校、民辦高校和公立民辦混合的“股份制”高校并存的體制變革，從根本上解決“窮國辦大教育”的問題。
建議教育部拿出一所部屬大學、每個省拿出一所省屬大學，進行轉制試點改革，優先吸引科技創新型企業、民間資本或者國外著名高校進入。這樣，一可以使大學更有活力，二可以促進產學研結合，三會使大學與市場結合更緊密。為穩妥起見，可以先作為非營利型大學。
同時，建議選擇一所國內排名前5位的大學進行轉制試點，允許民間資金進入相應的學科，從學科、學院先轉制，最后建成若干民辦學院組成的新型民辦大學。
轉制可以采取多種形式，既可以將學校整體出售，也可以將學校的一部分轉制，還可以委托給民間機構經營管理。其實國外就有許多不同的模式，如新加坡SMU就是由國家舉辦的私立大學。這所大學由新加坡政府建設房屋，與美國的一所大學聯合辦學、組成大學的董事會，按照私立大學的收費標準和管理機制進行運轉。
在已經具有民辦二級學院的大學，轉制在途徑上可采取兩種模式：第一是“蛇吞象”模式，即二級學院通過股份制等方式吞并其“母體”（原所屬高校）；第二是二級學院與“母體”徹底脫離，成為獨立的民辦高校。
為鼓勵改革，政府應出臺配套政策予以保障和支持，時機成熟時可以立法。政府應對進入高校的企業予以優惠的免稅政策，對于非營利型高校可以提供相同額度的配套資金支持，也可以繼續保留全部或者部分教育撥款。
轉制以后節約出來的經費，1/3給國立大學改善辦學條件、聘請世界一流的教師，讓它們縮小與世界著名大學在經費上的巨大差距，真正地辦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另外2/3作為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專項基金，用于支持高等教育的發展。教育經費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推進教育均衡發展，用于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
（作者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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