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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賀銓向記者介紹說，我國的科技體制最早是學習前蘇聯的，“12年科技遠景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使我國的科技事業發生了歷史性的飛躍，我國在主要的學科和技術領域幾乎都有布局，科研院所也建了很多，有了一支門類和學科比較齊全的、從事現代化科學研究的科研隊伍。“文革”時期，我國的科技事業遭到重創。改革開放后，中央陸續出臺一系列促進科技發展和人才培養的政策，但科研與產業脫節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科研生產“兩張皮”的現象十分嚴重。

 

“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推動二者的結合，采取的方式就是讓研究院所轉制，一部分院所進入企業，或自身變成企業，這是當時的指導思想。另外，完全靠國家經費支撐科研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院所直接面向市場，到市場中去爭取科研經費。當時的出發點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一些院所進入企業后，面向產業需求的壓力加大了，開始主動把科研成果變成產品，有些轉制比較成功的院所，甚至已經成為很好的企業，而且它從橫向所獲得的經費比從縱向得到的國家經費還多。從轉制的角度看，原來這兩點設想是實現了。”鄔賀銓回憶說，“當時也提出企業應該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把企業變成主體后，科研院所可以配合企業工作，但當時沒有想到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企業長期以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存，它的研發力量十分薄弱，這使它在短時間里難以承擔起技術創新主體的重任。”

 

“高校和科研院所也是創新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他們的考核目標不同，比如中科院的定位是知識創新，重點是基礎研究，即便是研究一些應用技術，也并不是直接做產品。通常高校和院所的研究目標還到不了產品的程度；而多數企業又還沒有能力直接承接院所的成果并將其轉化為產品，中間環節缺失的現象嚴重。轉制前，原來的應用性研究院所實際上起到了中間環節的作用。而轉制后的院所變身為企業了，它把過去的服務對象，變成了行業里的競爭對手。他們本身的收入待遇可能都提高了，但相對而言，它對行業、對國家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到次要的位置。從這方面看，院所轉制以及科技體制改革，不可否認是帶來了一些沒有想到的問題。”對此，鄔賀銓不無憂慮。

 

鄔賀銓告訴記者，“現在有人建議，把轉制了的研究院所再轉回來，這不可能，因為他們很多已經企業化了；還有人建議，把院校的工科研究所向產業方面轉，這也有難度。因為院校的研究所定位不是直接做產業，他們更愿意做發表論文的工作。發表論文了，只是說驗證技術原理是可行的，但能不能把實驗室的成果大規模放大、變成產品？這之間還有很大距離，而后者更多的是要解決生產、工藝方面的技術。如果不了解產業，關在學校、研究所里是做不出來的。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是重復性工作，不太好寫論文。所以，一定意義上，學校內部也沒有把這項工作當成它的主要目的。”

 

鄔賀銓指出：“新教改綱要出臺前的一段時間，高校究竟要辦成什么樣的學校，目標是不明朗的。‘文革’時期，曾提出要教育和生產相結合，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和建設者，后來不提了；此后有一段時間，一些有實力的高校提出要辦成國際一流大學，培養科學家，但沒有人提學校要培養工程師，學校也不把面向企業、支撐企業的產業發展作為高校自己的使命，他們辦企業或搞技術轉讓更多的是作為增收的手段。一些有能力的老師都希望去當教授、當研究員，很少有人愿意去做技術成果的孵化工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校面向企業、為企業服務。”

 

“胡錦濤總書記在院士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提升知識、技術轉移轉化和規模產業化能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技術，構建完整的創新體系，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以前提創新比較多，現在提‘構建完整的創新體系’，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我們的創新產業鏈里面有薄弱環節，我們現在的創新體系是不夠完整的。”鄔賀銓分析道，“科技體制改革就應朝著構建完整的創新體系去努力，要高度重視中間環節的缺失。現在國家發改委、科技部等部門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希望通過建立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彌補這個不足。但目前，有些實驗室還是依托學校、研究所，而他們為企業服務的理念不強，實驗室基本上還是為自己的定位服務，沒有達到面向行業的創新體系的目的。如何構建完整的創新體系，還需要繼續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