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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尤小立曾撰文指出，中外合作辦學是中國社會整體改革開放的一部分，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這個社會發展和教育發展的大趨勢無法阻擋。但是，有幾點需要注意：

 

一是當下中國的中外辦學中低層次合作占絕大多數，還沒有上升到高水平的學術、文化交流的層面上。即使偶有較為成功的范例，也并非像宣傳的那樣是在“國內留學”，其畢業生仍需進入國外高校繼續自己的追夢之旅。換言之，中外合辦的大學并沒有擺脫目前國內高校所處的國外高校“生源基地”的地位。這與中國當下“世界工廠”的地位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二是在中國，中外合作辦學一哄而上的傾向，讓國人有一種天然的疑慮。因為任何一種運動式的社會變革措施都可能帶來這樣那樣的后遺癥。這是歷史經驗所證明的，中外合作辦學也不可能例外。如果還是秉承“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原則，必然會使中外合作辦學這一模式變味，國內高等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變得愈加復雜化。

 

三是由于在低層次上辦學，經濟利益變成了赤裸裸的追逐目標。對比國內的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的高昂學費仍是最大的驅動力，這一點并非中國特色，而是中外皆然。

 

四是從現有的中外辦學實例看，原來被寄托希望的西方大學教育理念和教學方式的輻射作用并沒有真正地體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中外辦學的大學與國內大學之間缺乏有效互動，包括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辦的大學，其正反兩方面經驗并沒有真正影響到作為合作一方的國內大學，成為提升后者教學質量和管理能力的催化劑。從總體上看，反而是中國式的應試教育正在滲透到實行合作辦學的大學之中。在中外辦學的大學里，諸如考級、考證也同樣受到追捧。

 

尤小立說：“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我們的大學需要主動地按照國際公認的大學理念，從自身體制入手深化改革。只有這樣才能一方面汲取國外大學教育理念和管理經驗，另一方面也與國外大學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良性互動。”

 

從目前的信息來看，上海紐約大學以金融、應用數學、經濟學等應用性學科為主的學科設置，與之前的英國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相似。尤小立建議，如果定位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就應該兼顧理論學科的發展。

 

吳剛提到，一所大學要形成自己的文化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產品要創新，但學校要做舊。越是有歷史積淀的學校，它的文化往往越深。新的大學，盡管它可能有兩所非常好的大學作為母體來支撐，但是，它要在一個新地方形成自身文化，仍然需要很長的時間。”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引進世界一流大學來我國內地辦學表示高度贊成，但他也對一些確有“國際化”背景的中外合作大學辦學很快“本土化”的情況表示擔憂——那些學校從招生到培養、管理、評價等，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與國內其他大學一樣的模式，并沒有推行“自主辦學、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現代大學制度，其設立無非是新增一所基本“同質”的本科院校罷了。而對我國教育來說，現在需要的卻恰恰是一所辦學模式完全不同的大學。

 

熊丙奇建議，應該創造條件，允許世界一流大學來內地辦分校，而不僅是采取中外合作辦學模式，更不能把他們的辦學納入統一招生的計劃體系。辦分校意味著這些學校完全采取本部的辦學制度、課程體系，這對于正在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教育改革來說，將是極好的學習和借鑒機會。如果這些學校在內地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學位，將真正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市場競爭，加快社會學歷認證體系的建設。同時如當年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推動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一樣，也可檢驗現代大學制度在我國是否真正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

 

對此，吳剛也表示認同：“國外大學有條件是可以辦分校的，把整套體制移植到中國可能更好，但我們現在黨委加校長的管理體制顯然不允許；因此先合作辦學，然后考慮進一步的開放還是可以接受的。”

 

尤小立認為，只有國內大學辦學水平的提高才能在吸引國外高水平大學分校入駐中國的同時，迫使對方真正派遣高水平的師資，并且進行有效的經費投入，使分校的教學、科研和管理水準與其母校相當。這樣才能凸顯出中外合作辦學的價值，也才能為最終目標的達成創造基本條件。

 

由于上海紐約大學仍將以高考成績為參考，有人擔心其生源質量。吳剛認為，紐約大學在本國招生的對象是美國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在中國招生的對象則是中國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教育環境導致在沒有好的替代方法之前，仍只能采用高考這一考核方法；而上海紐約大學的生源質量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看其學校特點是否能為公眾所接受，二看其學術和教學資源吸引力是否夠大，其他的影響因素還包括收費標準等。

 

一位高中生家長則表示，只要上海紐約大學能吸引并留住全球最優秀的師資，就一定能吸引到最好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