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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治校”卻不一樣，一方面，其背景是大學的宗旨和目標都不是來自于大學內部，而是來自于大學外部，是由大學外部的某種社會要素賦予的。而其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是因為我國的大學在社會歷史的轉折中，喪失了主導自己事務的權利，而獲得大學主導權的社會機構并沒有在經歷歷史轉折后將這些權利還給大學，而是改變了對大學的管理方式，亦即將以往政府對大學比較松散的管理，變成了嚴格、直接、統一的管理，而且否決了大學“自主”的任何可能性，致使大學完全成為社會某種要素的附屬品。這樣的大學沒有體現自己本質的靈魂和宗旨，因而在本質上不是真正的大學，而是被社會某些要素驅使的工具。

 

另一方面，在“校長治校”的大學制度形態中，大學校長是由社會中的某些“伯樂”選拔和委派的，其身份是政府或其他國家機構在大學中的代表，是作為教育行政官員來“治校”的。他們在大學中具有制定規則、改變規則、委任下屬的權力，而“民主管理”、“共同參與”等方式只是“校長治校”的輔助形式。

 

在“校長治校”的機制中，實質性的活動邏輯是“人治”原則。因為校長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制定規則和修改規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選拔和任用管理人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組織大學中的各種活動，從而形成校長意志（也包括黨委書記）就是大學意志的管理規則和文化傳統。

 

在這種大學制度模式中，大學內部沒有對校長（也包括黨委書記）明確的問責和撤換制度，教師和學生對校長沒有任何有效的或可操作的監督和罷免制度。在日常的大學工作中，他們只要對委任他們的“上級”負責就可以了。所以，在“校長治校”的模式中，可以說“校長就是大學”，或委任校長的“教育行政機構就是大學”。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校長治校”制度與作為大學天然職責“培養人才、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的通達上，缺乏順暢的邏輯通道。因為對于校長而言，會認為我是“上級派來的”，是按照上級要求來管理你們（教師、學生）的，所以你們必須聽我的。對于教師和學生而言，則會產生“我們什么都聽你的，那我們是什么”的疑問。他們這種心理上的抵牾，必然會反映在大學日常活動上，形成大學深層的思想矛盾，影響大學應然職能的實現。

 

“教授治學”這個概念，是一個在現代大學制度研究過程中才產生的一個新概念。審視這個概念產生的過程，似乎有這么一些原因：一是在世界大學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中，都有“教授治校”的內容，而且教授作為大學教育的核心，其作用實在無法簡單地抹殺，但在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中，“治校”的概念已經被校長占用，怎么辦呢？有人就別出心裁的提出了“教授治學”的概念。顯而易見，這個概念使現代大學制度理論中的內容似乎具有了邏輯性，解決了圍繞大學制度的一些矛盾問題：既保證了校長的核心地位，又安撫了教授（教師）的情緒，不失為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只是這種悖逆漢語常識（在漢語常識中，“治學”只能被解釋成“研究學問”）的做法，會給人產生莫名其妙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