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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起，經過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6年《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計劃和2000年發展規劃》、1999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最后到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發展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國出臺的教育改革綱領性文件不下數十個，如果將教育部門歷年發布的通知、文件等加起來，更不下數百，但是高教領域仍然問題多多，深圳大學校長章必功接受媒體采訪時總結為“官本位濃厚、人事制度老化、師生關系疏遠、教學聲望下跌、泡沫學術抬頭、計劃經濟嚴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緩慢”，各種具體現象與事件，媒體已有大量報道（比如最近的上海名校招生門事件）。

 

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已表現出“改革疲勞癥”，“我們一直在努力”但是效果不彰。以往的教育改革工作當然不能全盤否定，但成效不大是肯定的，否則又何須現在大張旗鼓地再次啟動教育改革？實際上，2010《綱要》的核心觀點與1985年《決定》并無實質不同，無非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高教改革落實到操作層面，核心問題無非三個：一是誰來改？二是負責改革的人或者部門是否愿意改？三是如何改？顯然，第三個問題以前兩個問題的解決為基本前提，如果沒人負責、或者有人負責但是此人實則不愿改，那么第三個問題討論再多也無濟于事。很多論者的闡述都集中于第三個問題，對作為前提與基本條件的第一個、第二個問題關注很不夠。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高教改革措施的主要設計者、執行者、落實者在目前體制下，當然是各級教育部門尤其是教育部。

 

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高教領域諸多問題已非一日、已成積弊，原因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未嘗不是教育部門改革意愿不夠強烈、說得多做得少、很少動真格。這是學術界、媒體提出的改革舉措絕大部分被視而不見、束之高閣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為什么教育部門對改革持溫吞吞式態度（如此評價的一大理由即教育部門發布的很多文件根本就沒有得到全面認真執行、淪為走過場的形式，作為高校的直接管理者，教育部門難辭其咎）？什么條件、什么力量才會真正觸動教育部門主動、積極而不是被動地推動高教改革？

 

建國以來有兩次高教大改革，第一次是1952年院系調整、第二次是1998年高校合并、部委高校地方化改革。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嵐清教育訪談錄》一書指出，1998年改革的三大動因是：第一，高校普遍“小而全”；第二，高校辦學經費不足；第三，專業偏窄、科類單一，影響辦學質量和效益。書中總結道：“不論走到哪里，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幾乎成了永恒主題。這就是我國高校體制改革前面臨的主要背景和狀況。”可見財政壓力是1998年高教改革最主要動因。

 

由此觀之，教育部門對高教改革真正投入的充分條件之一即公立高校持續大面積財政虧損，以至于政府無力埋單。如果這一條件尚未出現，那么從本部門利益角度出發，教育部門自然會對高教改革采取保守與謹慎態度，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盡量放緩放權速度，保持現有利益格局，而不是主動、積極、全情投入。

 

根據教育部門重視程度、經費豐寡程度、辦學層次、公有化程度等維度，中國高校可以大致分為重點大學（所謂“985”與“211”）、省屬重點高校（各省一般控制在5所左右）、1999年之前舉辦本科的老牌本科院校、1999年后舉辦本科的新辦本科院校、高職高專、民辦高校（含獨立學院）等大約6個層次與等級，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如西交利物浦大學等數量很少、電大與成人高校在校生遠少于普通高校，兩者均不予討論。

 

1990年全國出生人口為2621萬人、2000年出生人口為1379萬人，2000年到2008年出生人口小幅度回升，在1600萬左右，這意味著2008到2018年10年間高校生源較之2008年之前急劇減少約50%之多。假設2008～2018年高中入學比例、高考錄取率等參數大致穩定不變，那么面對如此大的生源下降幅度，哪些高校會出現生源危機甚至于招不到足夠學生而關閉？

 

簡單估算如下：2010年全國民辦高校676所（其中獨立學院323所），在校生466.5萬人、占全國總數20.9%。高職高專1246所，在校生966萬人、占全國總數41.5%，兩者在校生規模合計占全國總數62.4%。

 

民辦高校與高職高專一共1922所，將各校規模視為大致相同，全國生源下降50%，意味著大約80%民辦高校與高職高專將招不到足夠學生而倒閉。實際上，近年來民辦高校倒閉報道時有所聞，下一波倒閉的將會是辦學實力較差的那一部分高職高專。

 

倒閉主體是高職高專與民辦高校，不等于所有二本院校都安然無恙，新辦、位于邊遠城市的二本院校倒閉風險會高于位于中心城市、依托老牌二本院校和重點大學辦學的獨立學院，也高于高職高專中的重點院校（所謂“高職211院校”）。當然上述分析是高度簡化的，比如2009年出國留學人數22.9萬人，占國內高校招生數的3.6%，比例低未討論，如果考慮這一因素，高職高專倒閉比例會略有上升。但是，民辦高校、獨立學院虧損倒閉，與政府無涉。高職高專1200多所，教職工約幾十萬人，與國有企業幾千萬職工規模無法相提并論，因此即使高職高專全部虧損，政府也有財力埋單，不足以動搖大局。

 

由上述分析可知，2008～2018年的巨幅生源下降對重點大學（“985”與“211”大學）、省屬重點高校（一般各省為5所左右）、老牌本科院校等前三個層次高校基本上不會產生生源數量上的沖擊，能招到足夠學生，自然也無須面對財政壓力。但是，中國高教改革重點、難點恰恰就是前三層次高校構成的核心高校群，特別是“211”大學。“211”大學數量不多，但是改革具有標志性、引領性、示范性。

 

一方面核心高校群討論時段內不會面臨生源與財政困局，這使得教育部門喪失了最大的一個改革動力來源，如果考慮穩定壓倒一切的主旋律、高校被視為思想戰線重要陣地等因素，則教育部門改革意愿勢必更為低落；另一方面高教領域也確實存在很多問題。

 

面對如此局面，教育部門自然會采取支持局部改良，而不是激進、全面改革的立場與態度。南科大改革主事者和戊戌變法中的康有為極力主張“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一般，要求自主招生、自頒文憑，完全顛覆現有體制，無視教育部門態度，改革陷入僵局實屬必然。

 

綜上所述，由于可預見未來核心公立高校群不會面臨招不到足夠學生與財務虧損的壓力，因此中國高教改革速度、深度仍然和過去一樣，只會是小變、難以全變，只會是緩變、很難速變。進一步，改革還與教育部門某一時期的主事者個人理念與改革觀有很大關系，而這一點顯然不確定度更大。

 

（作者王凌峰為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商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