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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文系教授，面對浩浩蕩蕩的留學大潮，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辯解：不同學科的“國際化”，其方向、途徑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語。自然科學全世界的評價標準接近，學者們都在追求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趨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系，很難截然割舍。而人文學里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應該是最難“接軌”的了。

 

所以，文學研究者的“不接軌”、“有隔閡”，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問題。非要向美國大學看齊，用人家的語言及評價標準來規范自家行為，即便經過一番勵精圖治，收獲若干掌聲，也得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過于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

 

 

講幾個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當下中國的情勢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臺灣大學教書，推薦一臺大中文系畢業生到北大念研究院。這學生興沖沖來了，可一個月后“打道回府”；問她為什么，回答是：“剛到北大很興奮，清晨散步，未名湖邊書聲瑯瑯；不過仔細聽，怎么都是英語？要學英語，我干脆到美國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學下決心奮起直追，希望我幫助物色一外國教授，據說待遇很優厚。開始我很在意，覺得這是好事，應該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囑，讓我心都涼了——“最好不是華裔，要一看就是外國學者。”這哪里是挑學者，分明是選演員，才這么看重“鏡頭感”。

 

兩年前，我指導的博士申請某名校教職，得到的答復是：學校統一規定，只有在外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者可直接入職，本國大學培養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當博士后。今年畢業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學進修過3個月，求職時，總被問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學到了什么“真經”。學生很誠實，說僅僅談了兩次話，合起來不到3個小時。為什么不關心在北大的4年苦讀，而專注于那蜻蜓點水般的“訪學”？

 

這不是三五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風氣使然。記得我們曾嘲笑臺灣的高等教育是：“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曾幾何時，我們也變得如此不自尊、不自愛？

 

為了配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培養各行各業拔尖的創新人才，國家留學基金于2007年設立了“國家公派研究生項目”。每年選派5000人，“攻讀學位”與“聯合培養”各占一半。選派的對象，雖以理工科為主，人文及社會科學也占了15%。這當然是大好事，我舉雙手贊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實力雄厚，每年也能爭取到八九個名額。

 

但說實話，作為中文系主任，我內心很糾結，也很困惑——既為我們的學生很有競爭力而自豪，也擔心此乃“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補償辦法”，即選派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后，有關學校/院系可補充相應數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額。問題在于，優秀的生源就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豈不十分可惜？經多次協商，教育部答應給北大、清華特殊政策，沒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學生中，“聯合培養”遠高于“攻讀學位”。

 

我必須考慮學生的立場，不敢像年少氣盛的胡適那樣，撰寫《非留學篇》（1914年1月），說什么“留學之政策，乃以不留學為目的”。因我深知，國家派遣大批留學生，此舉對于中國科技、教育、學術、文化的前景，影響十分深遠。但青年胡適的說法，也并非毫無道理：“留學之目的，在于為己國造新文明”，故關鍵還是在于如何辦好本國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