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期末，校園里總少不了一點緊張和焦慮。學生焦慮，因為苦心備考想拿個好成績；老師焦慮，因為學生會使出各種招數來“要分”。編輯部近日收到國內一所知名大學老師周凱的郵件，痛陳他的“期末焦慮”。這是他一個人的焦慮還是屬于大學講臺上更多人的焦慮？對此，記者順藤摸瓜展開調查并邀請專家深入分析，試圖找出這背后的因由。
作為一名大學青年教師，我最焦慮的不是“時不我待”的教學改革壓力，不是科研上“不斷加碼”的績效考核，也不是學校周邊“突飛猛漲”的房價，而是我親愛的學生們對考試成績“正義凜然”的索要之風——
“老師，我要出國留學，勞煩您給我85分以上。”
“如果我這門課不能上80分，我就要被退學了！
“如果我不幸考了84分，請老師多給1分保我上85分。”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每個學期，我最怕的是期末。從最后一節課結束到期末考試完成，學生們的“陳情”郵件會持續“轟炸”我的電子郵箱。有時候輔導員、班主任或家長們也會親自出馬，通過打電話、發微信、到訪辦公室等方式為學生“跑分”“要分”。而勢單力薄的我總是不堪其擾、難以招架，只得忽略郵件，關閉手機，甚至干脆逃離辦公室，這種東躲西藏、狼狽不堪的生活讓人著實心煩意亂。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后面。當頂住各種壓力，將分數如實提交教務系統之后，我的噩夢才真正開始。一旦查到期末分數，許多學生會立即向我表達對分數的不解、抱怨或失望。此時，“聲討”郵件撲面而來，洶涌澎湃。這些“群眾來信”有的是對我本人不能設身處地站在學生立場慷慨送分表示不滿，有的則列舉其他課程老師如何“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的生動案例，有的會委婉指責我的不近人情。面對雪片般飛來的問責郵件，我總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無奈和焦慮，甚至是委屈，仿佛大錯已然釀成——我的“任性”與“執拗”給這些青年人造成了無法挽回的災難性后果，同學們一個個哭泣、失落、憤怒的神情時常在我腦海中浮現，一種莫名的負罪感甚至會讓自己在睡夢中驚醒。這些郵件有時甚至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名極為另類的大學教師。
我曾借訪學之機向哈佛大學、東京大學、香港大學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學同人請教，如何應對學生“跑分”“要分”的行為，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他們“從未遇到過此類現象”，并且認為學生向老師索要分數是一種嚴重的作弊行為，必須予以及時糾正和嚴格禁止。
近日，與幾位青年教師在學術會議之余交流時發現，大家雖身處不同高校，但在“給分焦慮”方面卻驚人相似，這不禁令人唏噓不已。在今天的中國大學校園中，為何“跑分”“要分”現象如此流行？一些學生為何如此理直氣壯？任課教師給學生打分為何變得戰戰兢兢？為何我們的“天之驕子”不去思考如何刻苦用功獲得理想分數，而是挖空心思向教師索要滿意分數？這些問題我們沒有現成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背后有更為復雜的原因。實用主義盛行，浮躁之風侵蝕校園，重知識教育輕道德塑造的辦學模式，急功近利、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都可能是導致大學生“跑分”“要分”的深層誘因。由此，我們不應簡單地把板子打在尚處在人格養成關鍵階段的青年學生身上，而是要對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及家庭教育進行深刻反思。
當前，立德樹人是大學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根本要求。作為教師，認真公正地對待每一位同學的成績，既是我們的職業道德和倫理底線，也是樹立大學生正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關鍵一課，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隨波逐流，而是要讓青年學生清楚認識到獲取高分不能靠耍小聰明，唯有依靠勤奮刻苦和不斷努力。
說話間，面對眼前這400多份期末試卷和接二連三的“陳情郵件”，那種熟悉而又無奈的焦慮感再次襲來，然而我知道自己其實別無選擇，唯有堅守初心、堅守底線、堅守原則。
（作者：周凱）
學生各顯其能“索分” 期末“奪分大戰”背后的隱憂
這個期末，對北京某高校大三學生李蕙來說，有點不一樣。自從去年暑假決定出國留學后，她對分數的敏感程度直逼高考之時。
晚上十一點從教室復習歸來，李蕙輾轉難眠。半夜兩點，她起床打開電腦，醞釀情緒，準備給一位選修課的老師寫郵件，希望老師在期末論文打分時“手下留情”。
“只以一篇論文算成績，手松手緊差別挺大的。”李蕙向記者解釋，“分數對我太重要了，希望老師理解吧！
期末，考試周。很多大學生正在各顯其能，上演一場“奪分大戰”。
“要分”現象在大學普遍存在
為了出國、拿到心儀大學的“offer”，北京某高校大四學生田微也沒少請求老師“手松一點”：“我會按老師要求認真做每一份作業，上課永遠坐第一排！辈贿^，田微坦言，她所做的一切，并非是真的想聽課，“其實就是為了在期末向老師‘要分’時，能夠更理直氣壯一些。畢竟，沒有哪個老師會拒絕表現如此積極的學生。”
“有效果嗎？”記者問。
“好多門課成績都是90分以上！钡烤故恰胺e極表現”還是“要分”起了作用，田微自己也搞不清。
“對于‘要分’，大多數老師都會有一個接受范圍，比如學生具有85的水平，但只考了83，老師也不會拿2分難為學生。但如果學生平時學習態度不好，希望僅憑拉關系‘要分’，那老師肯定也不會考慮！鄙轿髂掣咝W生張昊分析得頭頭是道。
和田微一樣，湖南某高校大四學生王鑫也向老師“要過分”，但目的不同！案邤祵ξ襾碚f，實在太難。如果掛了科，會影響‘保研’、評獎！弊詈螅貊蔚母邤档昧61分，勉強過了及格線。
“這種‘要分’現象，我幾乎每年都會遇到！币晃辉诟咝氖陆虒W工作20多年的老師告訴記者，這在如今的大學校園普遍存在，但求分目的與學校特點有很大關聯。“比如，在一些國內知名高校，學生‘要分’往往是為了出國、評獎、保研；而在一些二三本院校，除了‘保研’，學生‘要分’多是為了及格甚至是拿到畢業證和學位證！
每當遇到這種情況，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童文勝不會直接批評學生，而會含蓄地告誡：“分數只能衡量你對所學課程的掌握程度。如果你有提高分數的需求，就應把它化為學習的動力。”
唯結果論，校園“負面文化”惹的禍
“學生學習是為了健全人格、培養能力，為將來追求人生理想和實現個人價值，報效國家和奉獻社會打下堅實基礎！帧@種行為顯然違背了學生學習的‘初心’，既是人格上的瑕疵，也浪費了學習知識、訓練能力的大好機會！敝心洗髮W學生工作部副部長張江華說。
“這是浮躁、功利的社會風氣在校園內的映射，進而影響大學生的人生觀和價值取向，使少數大學生一切唯結果論，不重過程，因此出現了投機取巧實現自己目的的行為。”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部新聞傳播學系主任武文穎指出。
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羅志敏坦陳，近年來，高校擴招使得在校生人數增加，一些高校放松了對學生的管理和教育，久而久之形成了校園“負面文化”，即學生在校期間不出事故、順利畢業就算成功。在有些問題比較嚴重的高校，通過“劃重點”“劃范圍”等方式在考前給學生“放水”，也被認為是正常事，相反那些按照規定給學生判分的教師卻被認為是“與學生對著干”。
羅志敏進一步指出，高校教學考評考核與專業轉換制度不完善，也是出現該問題的原因之一！半m然目前大多數高校都有對學生平時表現進行計分的評價制度，但往往在實踐中流于形式，學生的課程成績最終要靠期末考試得分決定。另一方面，如果許多學生某門課成績不理想，該任課教師不僅面臨學生的責難，而且可能會在‘評教’中得不到學生的好評，進而影響自己的年終績效考核。此外，雖然目前高校有專業轉換以及課程調換制度，但絕大多數學生的選課被嚴格限制在狹小的范圍內，從而導致有許多學生在學自己不感興趣、學起來也很吃力的課程。”
“當然，登分、改分管理不夠嚴謹，任課教師評分的自由裁量權過大，缺乏師德師風督查監控機制，缺乏學生失范行為預防懲戒機制等，也為這種現象的產生提供了土壤！睆埥A說。
完善考評制度“專業立交橋”須建立
讓學生和老師都焦慮的“要分”問題，究竟該如何化解？
羅志敏建議，應通過多方面的宣傳和教育，讓學生知曉“學會做人更為重要”，并通過加強心理輔助、平時課程學習輔導等環節，使學生能夠正確認知自己、承認差距，增強對課程學習及成績的預見性。
“完善教學考核考評制度。學生的成績應體現在所修課程的整個教學時段。細化教學管理的各個重要節點，使學生在所修課程每一階段的成績都能得到科學、合理、完整的評定。”武文穎說。
張江華強調，高校還應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教學管理，創新考核方式，例如規范登分改分流程、考教分離、題庫隨機抽題考試等途徑，從管理上防范此類問題的發生。
羅志敏指出，從長遠來看，高校需積極創設條件，加快建立“專業立交橋”制度，提供廣泛多樣的課程，實行開放、自由、自愿的選課制度以及便捷的學分互換政策，使學生在校期間能至少在專業大類范圍內自由地轉專業，同時也使他們能更靈活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程以及教學模式！巴瑫r，要擴大范圍推行‘寬進嚴出’的學業考核以及學籍管理制度，破除以往那種‘人人都應按時畢業’的傳統認知，保持一定比例的學業淘汰率。這樣做不僅能督促學生在校期間認真對待自己的學業，對教師也是一種解脫和保護！
“制度設計非常重要，但現在還應更多地考慮如何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形成三位一體的合力，讓學生和老師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真正落實立德樹人這一教育的根本任務。”童文勝說。（本報記者 晉浩天）
個人能力的提升才是終身受用的本錢
學生向老師“要分”是個老問題，大學教師大都遇到過。近些年，隨著考試成績“含金量”的大增，學生對考試成績的敏感度也明顯增加，而一些外部力量也試圖影響教師的給分，結果給教師帶來了一定心理壓力。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亟須改變。
學生“唯分為上”是一種功利主義行為。在社會普遍存在功利心理的背景下，學校亦難獨善其身。究其原因，一是學生的成績與畢業、“保研”、出國、就業有直接關系，有時候甚至可以決定學生的命運。對一名學生來說，一分之差或許就是冰火兩重天。二是目前高校普遍實行學生評教制度，學生打分對教師考核和評職稱都有影響。這使得教師在打分時小心翼翼，不愿得罪學生，也使學生有“資本”對老師打分提要求。同時，由于教師在評職稱、業績考核等職業生涯重要環節還會受到來自行政部門、社會力量的影響，在面對各類外部干預時，有些教師不得不低頭。
改變“要分”現象，一是要盡量減少“一分定乾坤”的情況，實行多種評價機制并行，不能因考試成績而把教師推向掌握學生“生殺大權”的地位，以便減少學生與老師的對立，為教師給成績減壓。二是要明確課堂教學與品德教育、學生管理工作的界限，不能以行政理由或學生管理需要干預教學。同時，學校應態度鮮明地抵制各類外部力量插手學校事務、干預教師教學工作的行為，讓堅持底線的老師能“睡得著覺”。三是教師在評閱試卷時，要自覺抵制外部干擾，堅持按照標準給分，公平對待每一名學生，守住教師的職業底線。教師心中有桿秤，公平公正，問心無愧，自然能坦然面對學生。
“要分”現象不時出現，我們更應思索，學生學習的“初心”究竟是什么？
可以說，在大學入學率已經接近普及水平的今天，大學生不再是“天之驕子”，大學階段的學習仍應是打基礎。大學教育的內容，大體上是通識教育和專業基礎教育，本科教育通常講“寬口徑，厚基礎”，不要求學生全身心投入某一專業領域。學生在大學階段，如果抱有強烈的功利目的，很可能走偏，一是過早地把自己局限于某個領域，而且可能自己并不擅長；二是把學習這一非功利的活動，變成計較得失的交易過程，偏離了教育的本心。大學教育與中學教育不同，學校在教授知識的同時，更加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大學生能力的培養是多方面的，并不局限于學習能力，即使是學習能力，也不應都用分數衡量。如果把提升自己多方面能力作為大學階段的主要目標，大可不必糾結某一次考試的結果！帮L物長宜放眼量”，學習的“初心”是為了個人能力的提升，這是將來為社會作貢獻且終身受用的本錢。
（作者：楊龍，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有了硬性標準 成績才能公開透明
期末的校園哪兒最熱鬧？圖書館、教學樓自不必說，為復習搶占“一席之地”，就連校園外24小時營業的快餐店里都有通宵復習、趕作業的學生。
學習熱情高漲的同時，焦慮似乎也跟著達到了最高峰。日前，記者聯系到天津某高校學生黃晨、北京某高校學生李然、山東某高校學生王琦，聽他們說說有關學習與考試的事兒。
“成績對我們很重要”
記者：期末焦慮嗎？焦慮什么？
黃晨：期末往往是我們最焦慮的時候。焦慮當下，也焦慮未來。當下的焦慮，是每當老師不劃重點、開放式考題過多時，我們的復習無從下手；而每當成績不理想時，我們會更焦慮，因為未來，我們需要用成績來證明自己。
李然：的確，不管是評獎、出國、“保研”、直博，還是找工作，我們都需要好成績。大學考試不像中學，沒有往年例題參考，給分標準不一樣，不確定的因素太多，而結果又很重要。
王琦：對我而言，真正的焦慮來源于對未來的不確定。而唯一確定的是，成績對我們很重要，它是我們走向未來的敲門磚。所以，才會出現向老師“要分”的現象。
記者：你們經歷過“要分”這樣的事嗎？
李然：我找老師打過一次招呼，是出國成績單提交前的最后一門選修課，希望能提高一些績點。當然，我認真聽了每一節課，但交結課論文時，我對論文和老師評分標準沒底，就跟老師說明情況，希望老師可以酌情考慮。
王琦：確實身邊有很多同學這樣做過，尤其是成績中等但準備出國、面臨掛科需要重修、只求及格的同學，會嘗試跟老師“要分”。
記者：“要分”有效果嗎？
李然：應該是有一些效果，但無法量化。
王琦：具體還是看老師，一般情況下，有些公選課、選修課的老師不會太“為難”學生。
黃晨：有些老師會明確提出禁止學生的這種行為，我們也無從“要分”，甚至可能不會選他的課。
“迫不得已，無可奈何”
記者：如何評價“要分”這種行為？
王琦：迫不得已，無可奈何。大學的老師不是單純只以學術為主，學生也不會單純以求學為主，都想彼此利益最大化。一些老師想在學生中積累好口碑，以便之后會有更多學生選修自己的課程，能夠在更多活動中獲得學生的支持，成為“人氣最高”的老師。一些學生也想在老師面前多多展現自己，以便期末拿到高分。
李然：這肯定是不對的，但又無法避免。我們都清楚，絕對的公平并不存在，比如同一題的答案在不同老師判斷下可能得分不一樣，甚至同一門課不同老師的給分標準都不一樣，所以學生希望能在可控范圍內利益最大化。師生之間有時需要相互理解。
黃晨：我認為這就是投機行為，有損公平。但成績的確太重要了，導致一批批學生會抱著僥幸心理請求老師。況且，“要分”也是一種低投入高回報的行為。
記者：如何保證成績公開透明？
王琦：現在，學校沒有明確要求老師制訂自己的課程成績標準，總會有很多課的分數構成模棱兩可，因此有的學生才會“要分”，認為有灰色地帶。但當老師把分數構成全部量化以后，每一具體模塊的分數都能按數據展現出來，硬性標準有了，自然成績更加公開、透明。
李然：學校和老師應達成較一致的標準，并把“后門”關嚴，久而久之，這種現象必然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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