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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東方周刊》：你一直提倡創造性教育，這種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劉道玉：第一個就是創造性的人才觀。我認為21世紀是創造性的世紀，21世紀的人才觀就是創造性的人才觀。

第二，大學應該創造出實施創造教育的模式，我就設計了一個“SSR”的創造教育模式：第一個“S”代表自學或獨立學習，第二個“S”代表課堂討論，“R”代表科學研究。

第三，我認為大學必須營造實施創造的文化氛圍，就是民主、自由、獨立、質疑和批判精神，這是創造最需要的。

 

《瞭望東方周刊》：你所說的“創造”具體有哪些內容？

 

劉道玉：目前流行“創新”的口號，而我只提創造。不是說創新是錯的，而是說創新與創造是兩個概念、兩種能力。什么叫創造？從無到有是創造。人類歷史上的發明和發現都是創造，比如居里夫人發現同位素，DNA螺旋結構的發現，以及飛機、火箭的發明等。而創新是從舊到新。比如一個作家寫了本小說，這是創造，劇作家把小說改編成劇本，這就是創新。又比如手機，第一個發明手機的那是創造，后來不管手機的結構和外形、功能怎么變化，那都是創新。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創造教育是對錢學森之問的最好回答？

 

劉道玉：應該說是的。錢學森提出的建言只有76個字，但是很多人都沒有讀懂這76個字。“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新人才的模式去辦學”—— 在我看來，這句話是這76個字的核心問題。辦學模式是因，而創造性人才是果，二者相輔相成。

這也說明中國實施創造性教育的阻力太大，中國人的創造意識太差。因為我是搞這一行的，我很敏感，困難太大了。中國人習慣于模仿思維，所以中國為什么有剽竊的問題，知識產權的問題，都是由模仿思維造成的。要走出這個思維的窠臼，就是要創造。

 

《瞭望東方周刊》：除了模仿思維，進行創造性教育還有哪些方面的阻力？

 

劉道玉：還有就是中國人樂于守舊，不愿意改變現實，見怪不怪，怕冒風險。再就是體制上的問題，我們國家現在的教育體制是“大一統”，如果沒有獨立精神，不允許挑戰權威，那怎么創造？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我們國家現在還沒有一流大學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曾經說過，與其說是硬件差距，不如說是人和軟件方面的差距，你指的人和軟件的差距是什么？

 

劉道玉：這是一個現實問題。什么是一流大學，這必須要界定。

在我看來，一流大學第一要培養出一流的大學生，這些學生會是一流的領袖式的人物，這個領袖是廣義的概念，不光是國家的領袖，還可以是學術界、企業界的領袖；第二，必須有重大的原創性的成果，獲得世界公認；第三，必須擁有眾多的學者，其中有多人獲得包括諾貝爾獎在內的世界各個學術領域的大獎；第四，必須有由學術大師創立的科學學派。一個杰出人物是一個學派的首領，在他的周圍會誕生一批杰出的科學家，你看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有經濟學派，普林斯頓大學有理論物理和數學學派，耶魯有法學學派；第五，一流大學必須有傳世百年千年的學術經典著作。

我認為中國需要有一些專門培養精英的大學。前幾天李政道在北師大有個演講，他說培養創新人才就是要進行精英教育，要一對一教學。他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就是一對一教出來的。這就是精英大學。

 

《瞭望東方周刊》：也就是說你認為中國的大學應該錯位發展，需要幾所培養精英的大學，也需要培養專業人才，適應社會需求的大學。

 

劉道玉：對，應該是這樣的。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應該要有功能定位，現在就是沒有定位，大家都要當一流大學，都成為研究型大學是不可能的。美國也只有124所研究型大學。在我看來，北大、清華、復旦、中科大、南大等少數大學就應該是培養精英的大學，是象牙塔式的大學，應該遠離實用主義，樹立以學術為終身的志業。

這些精英式的大學應該搞通識教育，只有通識教育才能培養高素質的杰出人才。5月份在南京開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耶魯和斯坦福大學的校長都毫不客氣地給中國大學提出批評，認為中國學生的弱點就是知識面太窄，18歲就選專業，什么都還不了解，興趣也沒形成，以至于影響了他們的眼光和胸懷，這樣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我認為精英大學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面實施通識教育，這是與他們培養少而精的理論型研究人才的目標相一致的。

而另一方面，也應該允許一些學校本著學以致用的原則強化專業培養，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很大的國家，社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

研究型大學負責提高，普通大學負責普及，應該是這樣的模式。但是，即使是專業型教育，也應該適當增強學生的知識面，培養他們的創造精神，這樣他們才有發展的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