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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財經》雜志2011年第11期封面文章報道，著名高等教育改革家劉道玉、楊福家、朱清時暢談大學教育制度改革，指出大學獨立對大學、社會和國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財經》雜志在編者按中一語中的地指出，“不獨立，則無大學；無大學，則無大國。再不痛下決心推進大學教育制度改革，積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難以為繼，大國強國之路將自棄于半途。”

 

毋庸諱言，與中國目前面臨的所有重要領域關鍵改革的困難一樣，體制是橫在我國大學教育改革向前推進——建設現代大學制度——面前的一個重大制度性障礙。它嚴重困擾和制約了中國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的邁進。目前我國實行的高等教育體制是承襲蘇聯的，帶有嚴重的計劃經濟的色彩：教育部門大權在握，巨細無遺什么都管，部屬高等學校更是直接受制于它的家長主義管轄。比如，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的高等學校名單中，就沒有豪言壯語地志在做我國高教改革領頭羊的南方科技大學（籌），讓高教界和輿論一片嘩然、失望，甚至沮喪灰心。本來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南方科技大學（籌），其中的重要一個方面就是去行政化，然而，近日卻居然被深圳市公開招聘局級副校長，從而引發(fā)社會各界對這所大學的改革前景的強烈質疑。

 

早在90年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發(fā)人深省地提出過《教育獨立議》（1922年），呼吁政府采取切實的制度性措施，保障大學獨立自治。雖然處于現代國家中的世界大學都無法超然于國家政治體制之外，但在各國憲法和國情允許的范圍之內，大學往往都有能夠積極作為的廣闊空間。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說，我國大學體制的改革是大有可能的原因之所在。

 

大學獨立，意味著兩大方面：對外，大學獨立于政府，不惟政府和官員的命是從；對內，大學自治，凡事學術第一，追求卓越。因此，若要實現真正的大學獨立，就首先得有教育部放權和轉變職能，接著才能有大學自主研制、公布自己的學校憲章并嚴格按之實施。對于前者而言，套用蔡先生的話說，教育部辦理高等學校與中央政府者相關事務，以及其他全國教育統(tǒng)計與報告等事，并不得干涉各大學內部事務。對于后者而言，“大學的事務，都與大學教授作組織的教育委員會主持。大學校長，也由委員會舉出。”

 

目前，教育部僅直接管理大學的司就有三個——高等教育司、直屬高校工作司、高校學生司，至于廣泛涉及的其他司那就更多了——政策法規(guī)司、發(fā)展規(guī)劃司、社會科學司、科學技術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等。九龍治水，水是否能治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應該先從大力改革行政部門開始。比如，將直接管理高等教育的三司整合，下放權力給各高等學校，釋放高校自由自主改革與發(fā)展的活力。最終形成“政府的歸政府的，大學的歸大學的，大學的內部事務獨立于政府”。

 

這樣的大學體制改革，顯然是頂層設計式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二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中第一次使用“頂層設計”這個新詞。在其后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明確提出了加強改革頂層設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huán)節(jié)取得突破。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指出，有了這個“頂層設計”之后，才能談得上有相應的其他。當前，加強改革“頂層設計”被認為是現階段中國解決錯綜復雜矛盾的重要路徑。對于大學體制的改革而言，“頂層設計”同樣重要。這意味著，迫切需要大學體制改革的主導者——大學教育體制改革的頂層（中央）精英，首先選定好大學體制改革的理念和方向，然后設計好大學體制改革的具體可行性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