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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大學制度作為一種制度，在大學活動領域中是處于中間位置的。在其上位，有作為制度指導思想的大學理論；在其下位，有被大學思想和制度支配、規(guī)范、引導的具體的教育、教學活動。這三者之間是一種邏輯上的順向接續(xù)關系，亦即思想決定制度，思想和制度決定實踐。因此，要設計或創(chuàng)造一種先進的大學制度，就首先要有一套先進的大學思想。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由于沒有先進的大學思想引導，因而采取了最省事、最直接、最熟練（我們過去一直是這樣做的）的方法，就是對現實的大學制度進行理論上的修飾和包裝，用時髦的理論將現實的大學制度包裝成所謂的新的現代大學制度。

 

這種做法回避了大學中的真實問題，無助于大學中制度弊端的消除，其代價是又一次延誤教育改革的時機。

 

由于我國傳統的大學制度是一種在本質上為“政教合一”的制度，大學制度與社會整體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是同質、同構的，因而我國的大學制度改革，并不是簡單化的大學或者是教育領域內的事情，而是國家層次以及政治領域的事情。受我國長期的政治運動的影響，以及現實社會中連續(xù)不斷的“反自由化”運動的警示，教育研究者們在大學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往往投鼠忌器，思想曖昧，很少有像蔡元培先生那樣“我絕不再做這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教育事業(yè)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的教育思想表達，致使教育理論研究與教育體制一樣，都處于極其保守的狀態(tài)。體制對現有大學理論的“有選擇應用”（一般情況下并沒有錯），以及對理論研究者的“有選擇褒獎”，則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詮釋，抑制了創(chuàng)新。所以，我國的大學制度進步有賴于國家政治的進步。

 

國家層次上的大學思想其所以沒有進步，顯然是因為在社會領域中，沒有完成由“權本位”向“人本位”的社會思想轉化，使社會的政治結構至今仍然是“以權力為中心”、“以官為本位”的集權形態(tài)，社會活動的中心問題還是如何有效地“鞏固政權”，“有權便有一切”的觀念深植于國人的意識之中。這種現象對于一般社會成員的影響是，他們雖然沒有機會參與到“鞏固政權”的宏大事業(yè)中去，但以在社會權力序列中的位置來確定某人是否“成功”、“有本領”、“有出息”，則是社會上通行的價值觀念。向往權力、畏懼權力、崇尚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國民的集體無意識。如今每年慘烈而悲壯的“國考”，雖然有人們向往公務員位置上聚集的優(yōu)越的物質條件的因素，更多的還是國民對權力崇拜的潛意識使然。在這樣的社會形態(tài)下，大學無疑也會形成“以權力為中心”的教育思想。與“權本位”在精神上息息相通的“科舉制”的靈魂，也自然地會被大學及各方面教育所繼承和發(fā)揚，使其成為教育實質性的核心價值觀。

 

我國社會其所以沒有完成由“權本位”向“人本位”的轉型，是因為在從傳統的封建思想向現代民主思想轉型的過程中，遭遇了種種曲折和坎坷，亦即在社會思想轉變的關鍵時刻，民族危機超過了國內的政治危機，“革命代替了啟蒙”，全社會應該進行的文化和思想革命被中斷了，國家在思想方面仍然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新的“人本位”思想代替舊的“權本位”思想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流動于社會中的主流意識，當然只能是帶有濃厚封建意識的“官本位”思想了。以這種思想為基礎設計的現代大學制度，自然存在著法治意識、自治意識缺失的天然性缺陷。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目前的大學制度建設，在思想層面上還需要進行一次“走向共和”的革命。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大學思想轉型的社會思想基礎，是社會領域中法治思想和人本位思想的被肯定與普及，以及社會實質性的價值觀念和制度宗旨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權為本”或“以官為本”，教育的方向不是“升官發(fā)財”、“知識改變命運”（雖然知識曾經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為學生提供做官的資格或幫助其成為“人上人”，而是為了學生的人格健全發(fā)展，使其成為有教養(yǎng)、有道德、有責任心的“現代中國人”。只有社會上下在這方面形成共識，教育才有可能真正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