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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科研制度
 
    既然國內有“逃離科研”的現象，既然國內的科研環境和體制受到一些業內人士的詬病，是否意味著青年科研人才在國外的發展前景會更好？
 
    趙博認為，不要對“逃離科研”過分敏感，什么時候社會大眾對科研工作者的跳槽、轉行坦然了，也許科研工作的環境反而歸于良性。搞科研的人也不一定一輩子都在做科研，博士后為什么不能去中學呢？外國的博士后去中學的也不少。科研本就是小眾化的選擇，會經歷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能留下來的自然留下來。在他看來，回國后能為國家做些事情，很有成就感。當然，他也建議多給年輕人一些機會，在奧地利等歐盟國家，即使資歷尚淺的青年科研人才也可以申請Start Award (起步獎) ，資助金額為100萬歐元。
 
    孫之傅認為，國內的發展前景比國外要好。舉個例子來說，國內的科研經費資助比例遠高于國外，這給真正有才能的年輕人創造了機會。美國NIH科研項目經費的申請中，只有10%的申請者能獲得批準，而我國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項目大概有20%能獲批。從縱向來說，我國的科研投入也在這幾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前幾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面上項目（也叫一般項目，照顧的面比較大，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項目系列中的主要部分）的資助也就每年五六萬元，今年已經提高到15萬—20萬元，“至少能夠讓你有條件做你感興趣的事情，能滿足這一條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多吧？如果你自己放棄比收入、比權力的心態，你完全可以覺得做科研很好”。他覺得，不要給自己預設很多條件，比如，我多少歲之前不能沒有房子，收入不能低于多少錢，持名利心做科研會非常辛苦。
 
    作為留學歸國人才，孫之傅已經擁有獨立的實驗室，30多歲回國就成為教授，帶領一個團隊開展科研工作，用他的話來說，這種機遇在前后10年都不太可能有。孫之傅說，自己盡量堅持科研以興趣為本的理念。比如，他在申請項目時，如果碰到只是可以拿錢、無助于自己感興趣的研究的項目，會把它當作第二選擇，因為年輕人一開始還是要立志于做開創性的工作，而不是純粹為了經費。記者問及是否十分辛苦，他說“我現在至少還不錯，說明我這樣的人也有生存空間”。
 
    孫之傅的壓力更多來自學術上的追求，來自國際同行的競爭。一個好的科學問題永遠是很多人在盯著。有一次，他帶領的團隊做了一個有意思的課題，文章都寫得差不多了，再做一些補充實驗就可以成文了，可就是同樣的題目，國外同行的文章已經發表了。這種競爭時刻讓人感到緊迫。
 
    在一些歸國的青年科研人員看來，國內同行“找位置”的壓力比國外小很多。國外高校教授稀疏配置，一個學科方向一般只有一兩名教授，每個學科領域最多有十幾個教授職位，只有一個教授退休后，才會有空職位騰出來。所以，在日本、美國等國家，50多歲才當上教授并不鮮見。“就這方面來說，我國年輕人的機遇相當不錯。”翟薈說。
 
    據悉，國外高校一般都實行tenure-track制度（試用期為5—7年，通過后可以拿到終身教職），這項號稱“對年輕人非常殘酷的制度”，給青年科研工作者比較大的壓力。但很多教授的科技創新成果，也恰恰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
 
   “科研工作者的壓力有健康的壓力和不健康的壓力兩種，健康的壓力來自內心對學術的追求，而不是關系是否搞好。”據翟薈觀察，一個研究組的帶頭人可以是資源依賴型，也可以是創新驅動型，取決于一個人的學術追求。但不管怎樣，不要把身處的小環境風氣搞壞，讓學生看到一個“只會搞錢的老板”，未來的自己也不過如此，會打擊更多年輕人從事科研的熱情和積極性。
 
    翟薈說，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科研制度，與其抱怨，不如從自身做起。跟國內的一些“學術老板”拉來項目布置給學生不同，他在國外做研究時，50多歲的導師都是跟著博士后們一起做計算，一起編程序，始終保持學術活力，“科研創新是非常專業的一件工作，如果哪天某個人腦子里蹦出一個創新的想法、邁出重要的步子，那一定是他一直活躍在一線，對具體的事情不缺乏了解的緣故”。